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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祖 第2105章 太宗篇52 临淄王

作者:芈黍离 分类:历史军事 更新时间:2024-12-18 20:14:29

第2105章 太宗篇52 临淄王

雍熙十三年秋七月,苏州,昆山县,至和塘。

苏州境内有三条河塘连通着运河以及长江,至和塘则居其中(另外两条为常熟—白茆浦,松江),因河塘之利,昆山兴焉。如果要给大汉所有县城经济发展制作一份榜单,那么昆山即便挤不进十强,二十强总归是有的。

距县城不远,就在至和塘边,崛起了一座全新的学校:娄江学院。这座学院的历史很短暂,整体落成才一年的时间,方启用不久,学生也不多,暂时只有百来人,但是其来历却不寻常。

这是一所由苏州、秀州、上海三地权贵牵头,大商名流集资,共同修建,并且是一所以算学、数术为主要授课内容的学校,这也是大汉帝国除了军事学校之外的第一所“专科学院”。

成立娄江学院的其目的,也是为经济发展日益繁荣的苏、秀、上三地,提供更多专业性的算科人才。其他衙门就不说了,就江海关总税务司及三地下辖各口岸,就有大量人才需求。

随着海关成立,彻底解除市舶司制度限制的江海一带商业活动剧增,自然带来各项管理上的压力,尤其是税收业务上,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是极度饥渴的,并且还不是读书识字就行了的。

初秋的娄江学院,景色宜人,江风习习,江上不时有帆船驶过,满载的负荷让船只的行进显得吃力。

学院内格外安静,氛围严肃,诸课堂间,年岁参差的学子们,正埋头提笔,坐于书案,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开秋以来第一次大考。考试的内容主要分为四项,算术、实务、策论以及《刑统》。

显然,娄江学院是一所“高校”,没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基本都是不招收的,这是由学校性质决定的,从建校理念就有了规定。

学院学制为三年,按照规划,学员期满学成之后,基本都会直接安排进入苏州、秀州以及上海衙门供职为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是一所“专业院校”,更是一座“吏政学校”,专门为官府培养提供高水平的吏政人才。

作为建校以来第一次大考,莫说学生了,就是学院的掌院、教习们,也都格外重视,就和邻居那座越发具备魔幻色彩的城市一般,娄江学院也是个新鲜的事物。

从建校理念,到教学模式,都是如此,而考试则是学院阶段检验教学成果最主要手段,同时在考试模式上,也更加贴近科考以及朝吏政考核。这样一套模式,究竟管不管用,管多大用,在没有得到实际验证前,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得知娄江学院大考,临淄王刘文济也于百忙之中抽得闲暇,前来察访。来时轻装简从,不打招呼,到后也要求低调接待,只让掌院王学新陪伴着巡看一番,巡看过程也是一言不发,未免影响到学生考试。

掌院王学新,也是有一番来历的,商丘人,自幼孤贫,好思笃学,长大后进入睢阳书院求学,拜在大教育家戚同文门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睢阳书院与戚同文在大汉文化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出了很多人物。

而戚同文则是一个一生致力于教育、笃信忠孝节义的学问家,在士林中名望很高,还曾得到世祖皇帝的接见,不管在文坛还是朝廷,也都有一个“睢阳流派”。

而王学新能被治学授徒严谨的戚同文收为弟子,显然是有本事的,与戚同文那些已经做到州府乃至道司及官员的学生不同,王学新没走仕途,而是醉心于教学,在睢阳书院当教授。

只可惜,王学新虽然是戚同文的关门弟子,但终究是外姓旁人,而睢阳书院虽然在后来被定为官学,但话事者仍以戚氏子孙为主,至于王学新,在教育上是有些新想法的,但经常被批为“离经叛道”,境遇总归是不那么如意的。

直到娄江学院动工兴建,挂牌成立,王学新受到延请,让他到昆山来治学授徒。如果是一般的邀请,王学新可不会同意,就是京城国子监也未必肯去(那是没法去,去了也未必待得住),但娄江学院可不一样。

首先这是一座官学,有江南三州市背书;其次,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办校目的便是为给官府提供吏才,突破 创新对王学新来讲很有诱惑力,并且同意让他做掌院,一应教学管理,由他安排,尽情挥洒;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临淄郡王刘文济亲自给王学新去了一封信,这些个文人啊,傲骨固然有,但也吃礼贤下士这一套,尤其是地位足够高的权贵出面时,那什么矜持也都能放下。

比如临淄王刘文济之于王学新,面子与待遇都给足了,再加上治学理念上的相对契合,那王学新南下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王学新带着一干好友、弟子学生南下,再加从江南本地搜罗一些人才,娄江学院的教育资源立刻就有底了,至于学生,是真不缺的。

至少三地的权贵及地主、富商子弟,是很乐意到这里读书的,官府吏才的“摇篮”,这样的名头可是格外吸引人的,至少在雍熙时代下的大汉,不是所有读书人都一心一意想着走科考那条路,那实在是太难了

显然,娄江学院成立的背后,临淄王刘文济是出了大力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也就可以解释,矛盾重重的苏、秀、上三地为何能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一致,这是来自更上层能量的干预。

刘文济已经在江南道待了三年了,江海关那里的工作早就不做了,但皇帝刘旸又给他派了个江南巡抚使的差事,就近负责吏治监察、民情安抚诸事宜。

而早在雍熙十一年冬,由于踏实肯干,低调谦逊,刘文济晋爵临淄郡王。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汝阳王刘文涣失势,东宫有主之后,刘文济反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三年间,也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招呼与示好,只可惜,临淄王表现得谨慎而矜持,全都不加理会,甚至表现得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江南道这三年,刘文济也得罪了不少人,因其执法严厉,刚正不阿,自然侵犯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但同样的,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至少他处事一碗水端平,从无偏私,并且表现得很开明,尤其对僚吏与商贾。而这两者,在整个大汉的社会运行机制中,都发挥着与其政治地位不相称的作用。

临淄王是说一不二的,说到娄江学院看看,就仅仅是看看,溜达完一圈,便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去,连午饭也不肯吃一口。

当然,与掌院王学新之间,还是避免不了一场交流的,毕竟是自己把人请来的,尊重是很有必要的。

王学新倒是给了一个提议,有意在考试结束后把全学院的师生召集起来,让刘文济发言讲话,也让师生知晓临淄王的恩情。

要知道,这所学院能够建成,最核心的支撑力量便来自于刘文济,但是在这方面,刘文济却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从不表功邀名,甚至拒绝乃至禁止旁人宣扬此事。 王学新的提议,显然还是想给刘文济扬扬名,让娄江学院的师生知道恩主是谁,这也是此阶段下他唯一能够回报刘文济的东西。

然而,他还是小瞧了临淄王,对于王学新之议,刘文济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拒绝,并且以十分严厉的态度,以近乎警告的语气,让王学新不许再作此类考虑。

对刘文济的决然,王学新倒不畏惧,只是惊奇,并且最终试探着问刘文济,费心筹建这样一所重要的吏政学院,不图名,不图利的,就这么默默贡献,这样的举动,在王学新的解读下,显然有另外一层含义。

刘文济的反应,则更加佐证了其猜测,不过,王学新并不愚蠢,也没有就此事多作饶舌。王学新所求的,也只是教书育才,一展所长,当然,再加一点虚名,这一点,他自己都不否认。

“我推动娄江学院成立,为了国家做事,为朝廷、衙司培养一些有用之才,何需扬名!”刘文济还是简单地解释了句。

在离开之时,又笑眯眯地向王学新交待道:“若说有所求,两年之后,我可要从学院挑选一些得力人才,表现出色的学子,王掌院可要给留下!”

对此,王学新自是陪着笑,应和着。

“殿下,京内急报!”刘文济的座船沿着至和塘缓缓向长江驶去,舱内,一名高级侍从打扮的中年人急步来报。

正在研究这几年上海市关税情况的刘文济抬起了头,手一摊,来人立刻将急文呈上。

迅速拆阅,严肃的面孔间浮现出少许动容,放下,沉吟少许,便吩咐道:“传令,入长江后,掉头西向,回金陵!”

“是!”

最近两年,刘文济主要还是待在金陵,不管上海市的发展多么迅速、新奇、引人注目,江宁府才是江南道首府,政治地位摆在那里,而在大汉帝国,政治性永远是要考虑在经济性前头的。

但对上海,刘文济每年都要去个一两次的。这座正在东海之滨快速觉醒的商业大市,汇聚各路人马,龙蛇混杂,不知觉间,也成为刘文济一个重要的“基地”,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人才资源基地。

此番,刘文济是从金陵出发东巡,一路经过润、常、苏州,最终目的地还是上海市。

而让他选择放弃原计划的原因,也很简单,京中传来的消息,皇帝刘旸已然下诏,打算巡幸东南,刘文济当然要回江宁府,与道司大员们沟通好迎接驾以及銮驾在江南道的一切事宜。

毕竟,这是皇帝即位以来第一次巡视东南。说起来,刘旸是个比较勤快的人了,躬亲视事,从无懈怠。

过去的十多年,已经出巡四次,西南、西北各一次,北方则跑了两趟,并且,往往喜欢去条件差点的地方走走看看,对东南的繁华胜景之所,却是从来不肯光顾一次。

此番,皇帝终于动心了,于是,整个东南随之震动。尤其对江南道,对江宁府金陵城来说,更是意义非凡,毕竟四十年前,正是雍熙皇帝代表朝廷接受江南国主李煜投降的。

对皇帝陛下,江南官民,自然也有“深厚”感情,当然这份感情也是建立在他的皇帝陛下的基础上。

这件事,对临淄王刘文济来说,同样很重要。一者,对江南道的考核,也是对他的考核,在这边待了三年,正需要展现成绩;

二者,母亲萧德妃(雍熙十一年晋位德妃)、他的王妃李氏以及一双儿女,也跟着来了,这是一个一家团聚的机会。

过去的三年,刘文济奔波于江南公务,每年除了开年元夕之时会回京待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外,其他时间都扑在江南。

其妻李氏,则被刘文济留在京中,代他照顾子女,侍奉母亲。有“常妃”的教训在前,素来低调朴实、端庄恭谨的李妃,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包括其生的一双儿女(刘继礼、刘纷)在内,都很得皇帝刘旸的喜爱。

雍熙十三年的南巡,或许是刘旸继位以来最“奢侈”的一次出巡了,至少随行人员,连大臣、护卫、宫人在内,头一次突破了一万人。

当然了,巡视政策还是以前那个政策,即便东南富庶之地,刘旸仍旧不许地方贡献,因为他出巡而侵犯到地方官民的生计生活,这是他严厉禁止的。

每一次巡视后,刘旸都会查账,并且遣密使“二访”情况,但每一次都会发生些幺蛾子。

比如第二次北巡期间,曾在燕山北道的兴化县待了五日,虽然一切从当地取用物资都加价购买,但依旧给当地造成了极大影响,后悯其官民辛苦,刘旸下诏,蠲免全县一年税收。结果是,税照收,只不过进了官僚的口袋.

起驾之前,刘旸对朝廷自然又做了一番安排,这一次没有把太子刘文澎带上,而是留其监国,以赵王刘昉、尚书令张齐贤、尚书左丞慕容德丰、枢密使高琼偕同诸部司大臣辅政。

在随驾驶臣僚中,则也加了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汝阳王刘文涣。一个人的消颓与堕落,根本用不了三年时间,很难想象过去的三年,刘文涣是怎么挺过来的。

当然了,也是刘旸起了爱子之心,方才在当年之事情日益淡化之后,将他带出来走走看看,散散心,长久闭居府中,是能把人逼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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