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大明 第一千零三章辩论进行时

第一千零三章辩论进行时

大明工业部部长徐振刚站起来拱手：“陛下，给位同僚，我认为过分激进的追求钢铁产量对于国家是没有益处的。

尤其是在皇明钢铁已经有扩产计划之后，内阁继续投资建造钢铁中心，这是不明智的。

第一就是重复建设对资源的浪费，皇明钢铁建造了四大煤铁中心，八个核心钢铁城市，基本上囊括了百姓对于钢铁的需求，内阁投资钢铁产业明显是重复建设。

第二就是技术劣势难以追赶，皇明钢铁在技术上，科技上，乃至整个体系的联动上都是不可挑战的庞然大物，发明了十多种钢材和八种以上的铁。

而内阁若是投资钢铁厂，这些都要从头研究，你在进步，皇明钢铁也在进步，而且皇明钢铁的体量更大，技术人员更多，进步的更快。

第三就是与民争利，内阁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基础，建造钢铁厂只能跟民间钢铁厂争夺市场，不能像皇明钢铁那样依靠新发明争夺新市场，这无疑是与民争利的恶政。”

徐振刚是在赌，他下不下台最后还是皇上说了算，所以他从这个角度切入，就是想获得陛下的好感，反正要是他继续执掌工业部，那么内阁绝对不会插手生意上的事情，至少他们工业部不会插手。

徐振刚坐下之后，负责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计划的王明芳站了起来：“陛下，各位同僚，我的观点跟徐相的正好相反。

工业部引领大明工业的发展，要具有前瞻性，工业部投资钢铁工业不仅不会与民争利，也不会跟陛下争利。

首先第一条，工业部投资怎么可能盲目投资？自然是急百姓之所急想朝廷之所想的投资。

民间资本闻利则蜂拥而至，遇到难题就一哄而散，大明并不是只有四大煤铁工业中心和八大钢铁城市附近的市场有钢铁需求。

大明幅员辽阔，缺少钢铁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川蜀，例如西北，例如蒙古，例如北海北疆，还有南洋、南大陆、新大陆、非洲等等这些地方都有钢铁需求。

但是民间资本只愿意投资例如川蜀这样有人口，有市场，交通配套成熟的地区和南洋等等运输方便的地方。

像西北、蒙古、北海、南大陆、新大陆、非洲这些地方确鲜有人投资办厂。

而皇明钢铁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四大煤铁中心和八大钢铁城市上，并没更多的精力去关注这些小的市场。

内阁就是要填补这些空白，完善大明的工业布局，这些地方连钢铁厂都没有和谈与民争利，这些地方皇明钢铁照顾不到又怎么会损害皇明钢铁的利益？

再说科技优势，陛下早就已经把粗钢配方授权给各民间大厂，这证明陛下心胸是开阔的，是站在整个大明的利益整体考量。

所以各钢铁厂拥有了自己的炼钢技术之后，也进行了各种有益尝试，民间并不是一无所有，不少钢铁厂也研制出了不少优秀的配方。

内阁需要的不是大而全，初期只需要小而精的精通一种或者几种钢材工艺，这个可以通过联合研发，可以通过购买，甚至可以寻求皇明钢铁的支持等等办法来获得技术。

只要能养活自己，自然就能慢慢发展壮大，然后把更多的利润投入研发，皇明钢铁引领大明未来，内阁补充这些市场缺口的同时还能鼓动百姓往需要的地方投资岂不是一举多得。”

大明四大煤铁工业中心分别是京津工业区、松南杭长江工业区、珠江湾红河湾双湾工业区、大孟加拉湾工业区。

而八大钢铁城分别是永平、邯郸、莱芜、鞍山、马鞍山、佛山、红河、孟西八个，八分城市，五个位于四大工业区，剩下的邯郸和莱芜因为开发早，鞍山则是因为储量大。

皇明钢铁目前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些地方，而其余地方则开放给民营经营。

但是像西北等地方，要路没路，要人没人，他们确实不敢盲目投资，皇明钢铁又觉得开发这些地方投入和回报比例还不如在四个工业中心继续建炉子高。

实际上朱慈烺并不反对内阁参与商业竞争，也确实跟王明芳说的一样，内阁能填补朱慈烺想要搞确没有精力搞的地方。

例如包头这个地方，后世的包钢可是重要的特种钢生产基地，普通钢材产量也很大。

关键是以后铁路从这里往北之后，包头的钢铁能就近支援整个蒙古和北海地区，往北更是能直达北疆城。

这一块现在看着无力可图正是因为交通问题，民间资本肯定想着等路修通在搞。

只有内阁或者皇明钢铁这样的庞大资本集团才能不计较一时得失，在那里扎根打基础。

还有西北也是一样，轮台城和哈密城附近都发现了煤铁矿，一样是短期收益不高民间不愿意投资。

其实西北地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以后大明往中亚这里一定会大发展，战争一定需要大量钢铁，但是民间资本怎么敢保证十年之后战争开启朝廷一定会从他们手里买钢铁？

谁又敢肯定十年之后一定会开战？就算开战就一定从这里开始？

但是这些对于内阁来说都不是事情，首先皇明商号的采购内阁可以谈，就算军部不用，西北地区那么大的地方，以后进军中亚，内阁总需要投资吧，有钢铁需求先从自己厂里买那是肯定的。

而十年时间民间资本不愿意进行那么长周期的投资，内阁确无所谓，内阁等的起。

其实这一切计划就是在朱慈烺授意之下制定的，朱慈烺怎么会反对？徐振刚的算盘显然是打错了。

朱慈烺还希望内阁的钢铁厂能像一条鲶鱼，搅动皇明钢铁一家独大的局面，垄断既代表着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代表着体制变得臃肿官僚化，主观能动性下降，创新性减缓。

而内阁这些年改革之后，已经开始适应了量入为出的预算模式，以后内阁的钱越来越多，自然不止搞一些行政事物，投资一些项目，让钱生钱，同时还能降低执政成本岂不是更好。